至于中央国家机构发挥其积极性甚或灵活性，通常也不会导致上述问题，那大概率将是顶层设计、守正创新的有为之举。
2021年11月，中国正式提出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另一方面，在监管侧，根据《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所有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审查材料都将汇聚到国家网信办进行评估，但是全国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申报主体数量如此之多，每个申报主体的申报材料内容又十分繁杂，以国家网信办的人员数量要想快速完成如此之大的工作量，十分困难，且国家网信办并非行业主管部门，对于来自各行各业的数据出境业务必定无法全面掌握，在评估目的性、必要性等与业务场景紧密结合的内容时难免在专业性上捉襟见肘，这将极大地延缓审查速度。
(三)国际性：难与国际规则相衔接数据跨境是数字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物，需要世界各国之间相互协作才能产生巨大价值，这就决定了数据能否实现高效、自由的流动不能仅仅依靠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法规政策，还与区域性或全球性的国际规则和协定息息相关。这三类场景各自遵循不同的监管规则，在一定程度上覆盖了当前实践中个人信息跨境的各类需求。例如，谷歌公司、苹果公司的海外市场收入占比常年保持在它们总营收的50%甚至更高，亚马逊公司也有差不多1/3的收入来自海外。1600余家这就导致大部分具有数据出境需求的主体落入了安全评估的范围内，将产生巨大的安全评估工作量，且从行业实践来看，有些主体即使不符合安全评估的申报标准，但为了规避可能产生的风险和法律责任，也会主动选择向网信部门提起安全评估申请，此类现象极大地架空了标准合同和保护认证的路径，灵活便捷出境的适用主体范围被限缩。原因有二：一是该制度更为相关数据处理者所熟悉，大部分有出境需求的数据处理者更加了解人类遗传资源信息主管部门的数据出境流程，在实际数据出境时也更多地采取了这一路径，而对于网信部门的数据出境路径却十分陌生，学习成本较大。
四、构建数据主权基础上的数据跨境体系(一)明确安全与发展并重的利益平衡原则2023年7月25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指出：探索便利化的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机制。但根据笔者的调研结果，能够满足上述要求而必须申请安全评估的主体数量较大，截至2023年8月，国家网信办和各省级网信办已受理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申报已达千余件。(三)灵活性区别主动性、积极性和所谓的灵活性很重要。
(29)参见涂缦缦：《制定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法〉的重点与难点》，载《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8期。(14)黄宗智指出，古代中国虽在名义上拥有高度的专制权力，但实际上只有较低的基层渗透能力，集权的简约治理可能是节约成本的可行办法。(53)罗荣桓：《在民兵工作专业座谈会议期间的两次讲话》，载《罗荣桓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628页。让步不够，灵活性不够，(63)必须审时度势。
(83)正如在纵向上，下级国家机构可以向上级提出意见和建议，而上级仍保有最终的决定权。至于建立经济特区和自贸试验区等，那的确属于既发挥积极性也表现灵活性的实例。
但是，它们都对我国《宪法》第3条第4款的原旨有所忽视，理想主义的成分比较重。毛泽东在谈到合作社经济时说：合作社经济要服从国家统一经济计划的领导，同时在不违背国家的统一计划和政策法令下保持自己一定的灵活性和独立性。事实上，事权划分的难度太大，才导致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只走了半截。他提出，代理型法治和自治型法治是两种理想类型，而承包型法治则是混合二者的中间状态。
(31)郑毅：《论宪法上的中央的统一领导》，载《法学家》2021年第2期。(52)这是说主体自己想要做的事，对于自己不想做的事，发挥主动性、积极性的表现同样是提意见。(48)至于在单独说积极性时，则是争先的意思。他说：领导的本义即‘指引和影响，而非直接的强制命令。
(戊)地方政府只在处理相互间关系时有一定自主权。(59)在读批古籍时，他还精辟地说：正，原则性。
(78)因此，在权力横向配置这个层面，指出国家机构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民主集中制在实践中有不同表现和结果，是有道理的。(46)参见郑毅：《论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原则》，载《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3期。
(72)参见公丕祥：《当代中国区域法治发展的动力机理——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载《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邓小平批评许多上级组织还不善于深入下层，倾听下级组织和群众的意见，同下级组织经过互相商量去解决工作中的问题，还习惯于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或者到下面去包办代替。(34)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另一方面，中央国家机构在最后环节保有对地方动议的否决权。④杨志勇指出：1994年中国进行了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初步规范了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在与那个权力相关的事项上，拥有排他权力的那个人大才是最高者。
国家机构所实行的民主集中制和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仍可一致地解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邓小平说积极性也是争先的意思。
(23)周黎安：《如何认识中国？——对话黄宗智先生》，载《开放时代》2019年第3期。周黎安自己提出的行政发包制当然也可与之同列。
宪法学往往从实体权力配置着手分析政府间的纵向关系。二、对地方职权的实体化理解(一)对地方职权的实体化理解诚如周黎安所说：过去几十年的研究进展积累了许多关于中国政府运行的特征事实，它们之间既高度交叉重叠，又相互隔离。
从语法上来说，充分这个程度副词严格讲是没有所谓比较级的，在汉语中过于充分这个表述存在语病。在当代世界范围内，宪法学家们早已充分认识到程序十分重要的功能。参见陈明辉：《国家机构组织法中职权条款的设计》，载《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12期。如果维护法制统一出现了问题，不会是发挥积极性导致的，只能是发挥灵活性不当导致的。
他提出要保证事权划分的明确性和规范性。他说：所谓的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
③张力：《党政机关合署办公的标准：功能、问题与重构》，载《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8期。(84)参见王汉斌：《关于1982年宪法的起草过程》，载《法制日报》2011年3月29日，第3版。
略作展开时，毛泽东说：共产党员应在民族战争中表现其高度的积极性。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是否存在稳定模式，正是周雪光和周黎安的分歧所在。
这些倡议、意见请同级党委审查批准后，下级党委就听了。具体而言，在联邦制下的美国，由联邦拨款的各种项目往往附带条件，由各州政府自愿选择是否加入这些项目，这是典型的‘选择构筑'。(82)在功能主义的解释下，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也无从调整、改变。虽然颇具启发，但这些学说都或多或少地脱离了我国实定法的规定，所提观点往往是学者个人对央地关系应然形态的设想。
同时，社科学说概念彼此之间存在矛盾、冲突，也证明了其法学表达并不真有坚实的经验基础。(81)第二，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是中央政府权力大而人数少，地方政府权力相对小但人数极多。
另一方面，中央国家机构仍保有对地方动议的否决权。(40)但总的来看，主动性重民主、积极性重创新，在学者之中还是有共识的。
国家主席独立的国事活动当然也不需要国务院来决定或者领导。徐清飞：《我国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基本理论探究——以对权力属性的分析为起点》，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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